經濟，是人民恆久關注的課題，也是每次大選必然攻防的議題。蔡政府因此而執政，卻也因此而面對嚴肅挑戰。的確，近年來台灣的經濟型態、企業思維、低薪結構的改革，與當初執政黨的宣示及人民期待存在落差，也導致在野黨得以用「拚經濟」取得政治優勢。
經濟結構轉型、改善低薪窘況當然是現今政府的首要之務，蔡政府提出的產業創新計畫、改善低薪對策也都依序展開，不可謂不努力。雖說經濟結構與低薪問題錯綜複雜，確非短時間可以看到明顯成效，但我們也必須說，依據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經驗，想要單純依賴內部政策與發展共識來達到經濟轉型的目標，殊屬不易，而通常可帶來結構性改變的主要因素都是外來的驅動力。
台灣的金融自由化始於美國的壓力，歷經改革痛苦，始有今日金融業的良好體質與發展前景；台灣最深刻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來自加入WTO，進而帶動產業轉型使台灣得以更融入全球經貿體系。這些外在的驅動力，一來因為連結國際的正當性足夠，遭遇的國內政治阻力較小，二來有足夠時間讓國內產業形成正確預期而得以適時調適，因此長期來看，效益均高於轉型痛苦的成本。
以較近的例子來看，馬政府欲藉中國大陸發展經濟的思維容有爭議，但在ECFA的談判與簽署過程中，中央政府文官體系上自府院下至部會局處全體動員，視ECFA為經濟改造的重要工程。為減少經濟衝擊與內部反彈，也積極輔導受害弱勢產業轉型、推廣MIT微笑標章，這些都收到優化產業的一定效果。但反觀馬政府對內提出的發展六大新興產業計畫、十大服務業發展計畫等，於今看來，實未達到當初預定的目標。這說明了尋求適當的外部驅動力來轉型經濟往往成效較佳，也說明了內部經濟轉型政策落實的困難。
以國外的例子來看，且不說南韓向來即以簽訂FTA來做為經貿發展驅動力，即使對FTA不算熱中的日本來說，日本早前經歷經濟長年衰落的困境，但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內閣雖面對國內「TPP亡國論」的洶湧衝擊，卻清楚理解並宣示加入TPP乃是日本二次開國的最重要契機。除了帶動經濟成長的效果外，日本更重視加入TPP扭轉與刺激經濟結構轉型的效果，力圖擺脫經濟與產業結構長期難解的課題，包含突破過去主力出口產業價格競爭的惡性循環、搶占高附加價值與成長潛力產業的優化結構、加快農業改革腳步以提升海外競爭力等。這些思維與努力至今仍體現於日本對於CPTPP的積極主導上。
一國的對內經濟政策較難有成效並不難理解，經濟發展要兼顧生產成本、勞動條件、環境保護、產業的汰舊換新，本就存在各種基本矛盾，民主社會中的不同立場的利害團體各有實力相互掣肘，往往導致政策推展牛步或過多妥協致使成效不彰。對於高度依賴成本節省的經貿模式與民主發展蓬勃卻未臻成熟的台灣而言，這種困境尤為嚴重。
蔡政府的經濟政策布局，也早早宣示必須「連結國際」，但新南向風潮遲遲未起，難比當年西進熱潮；加入CPTPP的努力，看不到成效，核食公投的成案與通過更凸顯了主管經貿事務官員的輕忽與怠惰。更重要的是，從產業創新計畫到解決五缺問題，政府經濟政策的重心幾乎全置於國內，對於新南向政策、加入CPTPP、甚至有進展機會的台美FTA，迄今不見政府捲動各部會文官體系、形成像ECFA般的全民運動。我們都理解政府有經濟結構轉型的迫切感，但必須體認外在驅動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無論欲親美親日親歐，都應及早以大開大闔的態度，擬訂全方位的政策有序推動，並勇於與人民溝通，台灣經濟才能事半功倍地快速有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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