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偶遇多年前教過且有穩定女友的學生，不免俗地問起何時可以喝到喜酒？少年郎哀怨地說著：長輩總是希望我們結婚，但房價一直漲，買不起房子要怎麼談結婚？何況女友期待有小孩，又怎麼養得起？這時，長期感受到薪資總是追不上物價的自己，一時也為之語塞，只能草草結束這段難得的師生相遇。
是啊！這一代的「九零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是房地產與物價不斷地上漲與爸媽口中的不景氣。但孩子們，台灣並不一直如此任由房地飆漲啊！記得曾經在課本中出現過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戰後節制資本、激發農業生產活力的經濟措施嗎？只是這些在威權體制下採取的措施所衍生的政治效應，六、七十年後依然在政壇上蕩漾，還有誰願意再提呢？取而代之的是連總統也開始民選之後一連串的「促進土地交易」修法。
從民國八十九年的「農業發展條例」開放農地買賣、興建農舍開始的「田園樂居潮」、民國九十一年的「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增值稅三年內減半徵收及民國九十四年的「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增值稅正式調降百分之廿開始的土地交易熱，一再地在制度面促進土地交易及獲利。這樣做，難道政府不擔心稅收減少嗎？別擔心，民國九十二年實施的「區段徵收辦法」讓政府可以在「變更地目」大權之下收受分配到的抵價地，再進行拍賣、增加地方財源，地主、政府皆大歡喜。
至於住宅方面，民國六十四年制訂卻在一○四年廢止的「國民住宅條例」所實施的政策是以政府直接興建、售予民眾為主，希望能以量制價、達成「居者有其屋」的目標。但在太多的人謀不臧與價格墊高的情況下，反而形成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麻煩事，乾脆不做以免「與民爭利」。而目前正引起熱議的社會住宅租金偏高、無法確實照顧弱勢問題，乍看之下，是不是有些雷同處呢？
若要能確實照顧所有國民的居住問題，依國民負擔能力繳費的新加坡組屋、補貼住房政策，應屬全球中的佼佼者。在法律規定下，每位國民從領第一分薪水開始便要提撥固定比例至政府成立的「公積金」，政府以這些錢大量興建組屋大樓以滿足國民想成家的居住需求。進一步給予弱勢更多的補助、族群混居，以讓每位國民不論貧富、種族都能在彈丸之地住得起自己的房子，不但維持了生活品質也避免了標籤化。
從制度面而言，台灣確實有許多的法令、政策與措施可謂是區域中的先行者，也留下了許多的歷史遺緒。那麼，今日的大人們，除了將自身的資本利得轉嫁為下一代年輕人數十年的房貸負擔之外，還願意留下什麼樣的「台灣價值」給下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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