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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煥欽/財經智庫研究員
 
一般而言,市場景氣增溫,會刺激對投資資金的需求,創造工作機會,降低社會失業率,銀行的利率也將因此走高,帶動經營成本的上調,並誘發通貨膨脹開始萌芽。紐西蘭統計學家《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ips)於1968年,藉由對「菲利浦斯曲線」(Philips Curve)的研究,發現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替代與取捨關係,進而提出「高通膨,低失業;低通膨,高失業」的知名定律。
 
去年以來世界五強的經濟成長表現,除了中國(6.6%)屬於計劃經濟體制,半數的增長來自公有企業,統計模型應另行分析外,市場經濟四強的成長率,分別為日本(1.2%)、英國(1.5%%)、歐盟(2.2%),都處在低位徘徊,並不構成刺激升息的誘因,其中英國為防患通膨於未然,在8月2日獨自調升一碼(0.25%),純屬例外之舉,美國的情況則不然,2017全年平均2.5%,2018年第一季2.3%,第二季攀高至4年來最佳的4.1%,已經大幅跨越「聯準會」(FED)設定的升息臨界線:連續二季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2%。
 
另外,在失業率的統計上,更是光芒耀眼,今年5月的失業率3.8%,創18年來的新低,7月份也只有3.9%,如此優異的經濟表現,已經非常貼近「菲利浦斯曲線」的走勢,因此,當務之急必需調高利率,壓制通貨膨脹的抬頭。
 
新任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旴衡全局之後,不理會《川普》總統的阻攔,仍於6月14日首度調升聯邦基準利率一碼,並預告將在9月份第二次升息,市場普遍相信,如無意外,第四季很有可能再調升二次,也就是說,他將貫徹前任主席《耶倫》(Janet Louise Yellen)的「二年七次」升息計劃,並循序縮減資產負債表,徹底終結2008年所訂定的貨幣寬鬆(QE)政策,以遏止蠢蠢欲動的通貨膨脹,讓美國的經濟運行重回正常的軌道。
 
美國的二年七次升息,不但是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的升值保證,其高人一等的利率,更將號召遊蕩在外的資金,大量湧入美國。
 
大勢所趨之下,台灣政府縱使「吸金固本」的能耐再高,終究敵不過市場的趨利定律,扣除短期入境的投機熱錢之後,央行實際可支配的外匯存底,僅剩約700億美元左右,在美國升息的強力誘惑,以及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中,台幣順勢貶值,避險資金外逃,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國際金融帳淨流出的疾速增加,亦根源於這樣的時空背景,此時政府如果冒然進入股匯市護盤,只會加速外匯的消耗,對於金融的穩定,風暴的遏止,效果非常有限。
 
台灣中央銀行近來多次暗示,將在9~10月間升息,以縮小與美國之間日益拉大的利差,希望把市場的資金挽留在國內,然而在眼前的經濟情勢下,此舉除了加重一般房貸戶的利息負擔,以及內需型產業的資金壓力之外,對於數量龐大,依賴融資周轉的諸多企業而言,市場的不景氣加上資金成本的墊高,將嚴重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內需消費市場也會因此更加萎靡不振。
 
此時調高基準利率,對於美國而言,有助於防止通貨膨脹的崛起,但對台灣來說,截留資金出走的功能並不彰顯,反倒是抑制了經濟的復甦,弊遠大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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