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布破產，正式揭開世紀金融海嘯序幕，迄今正好十周年。
猶記得海嘯爆發之初，索羅斯的反應是驚呼「百年一遇！」股神巴菲特則以「金融珍珠港」事件為喻。震撼之情，溢於言表。十年之後，作一回顧，或可證明這些見過大風大浪的大家，當時的反應並未誇張。這一場大海嘯的蝴蝶效應至今綿綿不絕，既是世紀性的，也是全球性的，甚至還可能是顛覆性的。
當時美國財長寶森為求紓困救急方案通過，向眾議院女議長裴洛西單膝下跪之後未久，聯準會主席柏南克11月即採取了現代中央銀行史上最大膽的政策實驗─QE（量化寬鬆）。第一輪QE應該說，是成功遏抑住了原本極有可能進一步爆發規模不下於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大危機。QE猶如吃鴉片，一吃上癮，接著QE2、QE3不絕。於是，2008年9月爆發的世紀金融海嘯之蝴蝶效應也因此分三路發展，彼此又交錯影響：第一路是金融海嘯本身，第二路是QEi，第三路是QE退市症候群。
先看第一路金融海嘯本身。這一路發展基本上是直線型：金融→產業→社會→經濟→政治。「金融珍珠港」指的就是從金融到產業的這個階段，大金融機構危機引發大企業危機；接著，就是失業潮，及為了處理金融及社會危機而產生的財政危機及經濟危機，這些危機若未能及時有效遏制及解除，那麼政治危機即在所難免。所有這一切，完全有可能出現國際連鎖效應，從個別國延伸到其他國再擴散到更大的區域乃至於全球。
現實的現象是，發生在美國的金融海嘯沒多久就引發了歐債危機，地中海周邊的「歐豬國家」紛紛告急，最嚴重的是希臘危機，救不救以及如何救，不但引發了歐盟內部的矛盾，也出現了歐美之間的裂痕，更進一步折射出了歐盟一體化存在的結構性缺陷；歐債危機後來進一步跨過地中海，衝擊到中東與北非國家，引發社會動亂。一陣動亂下來，引發了龐大的難民潮，從北非、中東，經由地中海及土耳其「進軍」歐洲，由南向北回過頭來衝擊歐洲的社會與政治，也進一步觸發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及極右政治勢力，並確定了英國的「脫歐」決定。
第二路，是QEi。事實證明，QE可以救急，解一時的危機，卻無助於復甦。過去十年，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約2%，遠低於此前一般可達到的4%，而且這還是在超額量寬所產生的資產財富效應下的結果，進而加劇了原本全球資本主義化下的收入不平等，這樣的背景下，2014年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因此洛陽紙貴，也引發人們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深層次問題的反思。
第三路，QE成癮之後，欲退不能；果真開始退了，輕則引起各國內部去槓桿化的陣痛（如中國的P2P危機），重則引爆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的「後金融海嘯症候群」。
這三路之外，QE實驗甚至對經濟學界也造成相當衝擊，比如量寬模糊了傳統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分際，也讓中央銀行的角色究竟應屬在危機爆發後收拾殘局的「反應式央行」，還是應屬在資金過剩引發危機前就採取行動的「預防式央行」，成了新的理論研究課題。
當然，還可以看到更深遠的影響：一、幾乎連續十年的全球「零利率」政策不但對全球資源進行了錯配，也讓下一輪危機爆發時（在全球海量的流動性下概率不小）各國的政策捉襟見肘，如何因應？二、金融危機本身及因此衍生的美國「反全球化」及中國「全球化」的博弈，勢必也對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產生複雜的衝擊。
2008年人類歷史中或將是具有「大歷史」意義的一年，就像「萬曆15年」之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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