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都受到了極大衝擊，生產停滯，消費下降，經濟停擺。雖然隨着有序復工復產，中國經濟有所回升，但仍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值此之際，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提出，也被賦予了一層「絕地求生」的意味。圍繞中國經濟，香港01記者日前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陸銘受邀參加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且為其中最年輕的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學，著有《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勞動經濟學──當代經濟體制的視角》等。
目前深圳的住宅均價已經超過北京和上海，成為中國房價最高的城市。（視覺中國）
香港01：根據公開報道，習近平在座談會上提出「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要）深入思考，取得進一步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理解中央最高層提出的這六點方向？尤其是第一點，「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陸銘：我覺得習近平在發言中講到「辯證」，有兩個含義。第一，不能以為發展水平越高問題就越少，其實發展水平的提高本身可能帶來更多的問題，比如中國原來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時候，開放程度不高，物質生活都沒有滿足，自然不會有精神文化或旅遊的需求，沒有需求肯定也沒什麼矛盾。沒有開放，也就不會有貿易衝突。中國加入WTO以後，只靠出口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但是同時會給別的國家帶來貿易逆差、產業鏈流出等問題。所以隨着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就會出現。
第二，是危和機的關係。的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階梯式的下滑，面臨很多問題。從公開表述我們也可以看到，決策層是不否認有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存在的。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大家也意識不到或不願意面對問題。但是到經濟增長下滑的時候，暴露出來的問題反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改革阻力也小很多。從近一百年人類歷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的危機之後，其實都是重大結構調整和改革的時候，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也應該充分的相信中國經濟自身是有強大的韌性，這個韌性是建立在改革所創造的發展空間基礎之上的。
香港01：我們有特別注意到的是，這次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此番比較多的提到了經濟學理論。他說「（要）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目前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經濟發展理論？如果有，這套理論最大的特色是什麼？特別是有別於傳統經濟理論的部分。哪個部分還需加強？
陸銘：我覺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怎麼理解「理論」的問題，如果把「理論」理解為一套指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思想，我認為這套理論現在已經被慢慢被提出，並且慢慢被豐富。但是如果從學術層面，中國現在經濟學理論就面臨着一個問題：中國提出的這套指導實踐的思想和理論，如何跟現有的現代經濟學或國際通行的理論之間進行對話。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要把它提升到經濟學理論這個高度，作為經濟學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至於你剛剛講到什麼是中國最有特色的經濟理論呢？在我自己的研究裏把它概括為「中國是轉型發展中的大國」，什麼叫轉型？中國脱胎於一個計劃經濟，中國今天很多的體制，其實仍然遺留着計劃經濟時期的色彩，比如剛剛提到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開放40周年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跟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些方面適應不了現代經濟發展的潮流，這是我講的「轉型」。
什麼是發展？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是個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也受到了土地、戶籍制度的影響。另外，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發展有不同的模式。行政力量管制度城市化的方式是中國獨有的。長期以來政府限制大城市的發展，鼓勵中小城市的發展，這個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當中跟別的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
什麼是大國？它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也與中國的體制有關了。中國不是美國式的聯邦制度，中國是統一的中央政府，統一在黨的領導之下。美國憲法是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地方和地方、地方和聯邦政府之間是什麼關係的，中國的地方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官員行為。在這種模式之下，每一個地方都想招商引資，發展自己的經濟。比如採取税收競爭，進而產生地方「各自為政」的市場分割問題。再比如說一條路只修到省界，形成所謂的「斷頭路」。這種官員主導，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的行為，也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有的影響是好的，有的影響是壞的。
所以可以看到官方一直講，中國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我認為這是中國理論跟一般的市場經濟學理論的最大差別。也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一個特有體制之下產生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研究體制和政策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並通過不斷調整中國的體制和結構來獲得「制度紅利」。
香港01：政治和經濟確實很難剝離開，尤其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
陸銘：所以我為什麼要是強調把中國的體制和政策背景結合到一般的經濟學理論裏面呢？因為，如果離開了中國的體制和背景，一般的理論它所構畫的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它跟中國的實際脱節。但是如果只強調中國特色，沒有一個一般經濟的理論作為基礎，很難實現我們自己發展的理論跟既有的現代經濟學之間的對話。這次座談會，習近平講話裏也提到，不是說西方都不可以用，但是要把其中先進的東西拿過來，與此同時你還要跟別人對話，提供中國的方案，中國的方案不能自說自話。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在既有的經濟理論和世界範圍發展模式上，有什麼創新的東西，有沒有可以推廣和複製的經驗。總之，必須要強調這種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的結合。
香港01：近期深圳住建局表示要學習新加坡的房地產模式，這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國發展的實踐和經濟學理論結合起來的具體案例？
陸銘：我認為，理論有一般性，但具體到每個國家是有特殊性的。新加坡的房地產市場，實際主體只有一個城市，所以城市國家比較容易實現80%的住房都是政府的「組屋」。問題是，如果中國借鑑新加坡模式，是全國一起借鑑？還是某一個特定的地方單獨借鑑？如果全國一起借鑑，那麼這個國家的財政肯定無法負擔。反過來想，為什麼在全世界範圍內沒有一個大國，複製了新加坡的模式？如果僅僅是深圳複製，中國是個統一的國家，人口是在地區之間可以流動的，哪怕現有戶籍制度下，人口不是完全自由地流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深圳由政府來提供大量公租房解決住房的問題，其他地區人口一定會向深圳流動。最終結果是隻有一部分人得到政府住房，另一部分只能通過市場手段，兩者之間又有差價，政府怎麼劃分獲得公租房的資格？仍然按戶籍身份嗎？
新加坡這個制度為什麼沒有問題？因為外來的人口到新加坡是外國人，外國人無法獲得國民待遇沒問題，深圳的外來人口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本來現有的戶籍制度已經造成了一定不平等，改革的大方向是讓每個人享受同等權利。深圳如果學習新加坡模式，大幅度地提高公租房的比例，那麼，可能會有大量外來人口為這一福利遷移到深圳，然後，就會遇到如何分配公租房的問題，可能需要設置新的身份門檻，這樣反而產生了新問題。所以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在理論、實踐上想得再清楚些。
香港01：不管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模式，中國過去習慣於強調「中國特色」，雖然這套體制和模式的確很有「中國特色」，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過於突出特殊性，會不會造成某種阻礙？尤其是當中國經濟發展理論想要跟西方經濟理論對話，甚至推廣的時候。
陸銘：學術研究包括經濟學的研究，它至少有兩個功能，一個功能是解釋，一個功能是指導實踐，這兩個功能有時候是結合在一起的，有時候是可以分開的。作為解釋現象來講，我覺得你剛剛講的擔心是不必要的。舉個例子，我如何解釋中國的城市化率比其他國家歷史同期水平低10%？如何解釋中國的服務業佔GDP比重比發達國家低10%？在這個解釋過程中我要去強調中國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這是沒問題的。但在理論指導實踐的時候，如果我把制度性、結構性的因素給找到，就可以從根本上推進改革。
但是如果要推廣中國特色的理論，首先要想好推廣什麼。比如我之前的研究，我發現中國的戶籍制度限制了移民消費，因為移民在城市裏面長期居住，但是他沒有未來永遠呆在這個城市的預期，所以就會為未來可能面對的收入下降和風險而選擇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如果戶籍制度改革能夠持續推進，消費可以更好地釋放。如果把我的研究做一個一般性的總結，是消除人和人之間的身份歧視，可以促進消費；如果城市的發展可以走一個集約化的發展，有利於服務業發展。那麼這兩句話是有一般性的。所以一般性和特殊性它不能截然分開，關鍵是在用理論時的目的是什麼，解釋和指導實踐的時候是注重特殊性的，但是在做總結的時候是強調提升一般化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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